美国黑人运动｜贯穿美国黑人历史的种族资本主义与警察暴力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近日，明尼苏达州的黑人因涉嫌使用20美元假钞而死于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件，在全美各大城市掀起大规模抗议，成为上世纪中叶美国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的回声。民权运动尽管推动了诸多议题的进步，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制度。本文作者指出，美国警察针对黑人暴力执法的历史，和种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巩固密切相关，浸透着制度性种族歧视的执法和司法领域，也一直是美国黑人各种社会运动的主要战场。而美国的种族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后，下层黑人成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最大牺牲者——破坏公物、随地大小便、乱穿马路等小罪由于有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频频成为警察打击的对象，因此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很多下层黑人都因这类“生活品质罪”而在警察暴力执法中殒命。在宣扬自由竞争、崇拜个人主义的同时，各种红利则专供给中上层白人，却将下层黑人定义为不自由、无法适应竞争环境、可以随意处置的他者。

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执法至非洲裔男子死亡事件引发抗议和骚乱，抗议者与警察对峙。

文｜刘紫丰

（康奈尔大学Africana黑人研究中心）

“梦想延迟后，会发生什么？”著名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在诗作《哈莱姆》（Harlem）中揣测了黑人自由之梦破灭的后果。“它会爆炸吗？”休斯问到。

出版于1951年，《哈莱姆》传达了纽约黑人区哈莱姆1935年和1943年两次大规模动乱中，黑人民众对种族歧视与执法不公填膺的义愤及抗争决心。现在读来，这首短诗更是一则预言。这两起种族暴乱的导火索皆为警察暴力：黑人男孩涉嫌商店盗窃被白人警察暴打，白人警察在争执中射伤黑人士兵。就历史分期而言，这两起事件处于当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开端。而这也预示着反对警察暴力将成为这场轰轰烈烈持续数十年的自由运动的一个重要母题。

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结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尽管取得重要成就，民权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制度，警察暴力执法及其点燃的黑人抗争烈火一次又一次地戳穿美国“已成为后种族社会（post-racial society）”的神话。2014年，黑人总统奥巴马当政期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从网络走上街头，通过抗议警察暴力，特别是为2014年在两起警察无理由使用暴力的事件中无辜被杀害的麦克·布朗（ Michael Brown Jr.）和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寻求正义，揭露制度性种族歧视并要求改革执法与司法体系。2014年7月17日，纽约警察怀疑非裔美国人埃里克·加纳销售无税票香烟，将其逮捕，过程中对其加以勒颈和压制，埃里克·加纳求饶称“我不能呼吸”，但最终死亡。这句“我不能呼吸”反映的也是美国黑人普遍长期遭受警察骚扰与暴力的现实，成为动员民众抗议司法不公的重要口号。

2020年5月底，延宕之梦再次爆炸。如果说今年2月，乔治亚州阿迈德·阿贝里（Ahmaud Arbery）慢跑时被一对白人父子枪杀（父为退休警察，他们声称以为阿贝里是一名窃贼），3月肯塔基州黑人女子布里欧娜·泰勒（Breonna Taylor）被缉毒警察进入起住所射杀（他们声称在追捕两名贩毒嫌犯，但是泰勒并不是其中一员），以及5月纽约中央公园黑人男子克里斯蒂安·库珀（Christian Cooper）被白人女子威胁（库珀要求女子为狗拴上狗绳，女子不同意并称将以生命遭到黑人威胁为由报警），再一次揭示出黑人境况的普遍改善仍旧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5月底，明尼苏达州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膝盖锁颈窒息而亡，真正点燃了民众心中酝酿许久的怒火。弗洛伊德死前“我无法呼吸”的求救呼喊，使人想起几年前同样遭警察暴力执法的埃里克·加纳，再一次证明警察暴力事件绝非个案。自弗洛伊德死亡至今，美国超过140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示威运动，一些游行在与警察的冲突中演变成暴力骚乱，有的州已经通过国民警卫队和宵禁来维持社会秩序。近几年，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事件以及反抗系统性非正义游行的频发都说明，尽管经过一波又一波社会运动的洗礼，警察过度执法和制度性种族歧视并未根治，不过已大规模进入美国民众的视野。民众自发走上街头，通过行使政治权利要求政府将肇事警察绳之以法并开展多层次改革，甚至不惜通过暴力，这一切都是梦想延迟后的爆发，正如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言，“骚乱是无人倾听的人的语言”。

贯穿美国黑人历史的警察暴力

美国警察针对黑人暴力执法的历史，和种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巩固密切相关，浸透着制度性种族歧视的执法和司法领域，也一直是美国黑人各种社会运动的主要战场。

政治理论家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揭示出资本主义与种族歧视紧密交织的历史。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形成与扩张皆基于想像出的种族差异以及种族歧视与压迫，所以，资本主义其实是“种族”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的强化因此依赖于对美国黑人的压迫与剥削。种族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美国黑人的苦难史。种植园奴隶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蓄奴者对黑人的压迫其实也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内战结束后，种族隔离制度成为控制、榨取黑人劳力的新工具。处于社会最底层，黑人为美国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巩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然而，在种族隔离的逻辑下，工人运动普遍将黑人排除在外。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后，种族隔离依旧盛行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种族歧视的现实中攫取的财富，依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生命线。如果说，警察存在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那么，在罗宾·凯利（Robin Kelley）、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等历史学家看来，美国警察的根本任务就是维系种族资本主义的现状，种族歧视是执法的基本特征。

关于美国警察制度，有一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起源于维护奴隶制、持续剥削奴隶劳动的需要。根据这种观点，现代美国警察的前身是南方蓄奴制下的白人巡逻队。白人巡逻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追捕逃奴和镇压奴隶起义，所以奴隶制时期的美国警察，实质上以暴力维系着南方种植园经济的运行。

而在南北战争到民权运动之间漫长的种族隔离时期，美国执法与司法体系不但没有遏止泛滥的私刑，反而通过默许各种种族主义暴力行为，强化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钳制。据刚刚追授普利策特别奖的记者艾达·威尔斯（Ida Wells）报道，私刑在这一时期成为打压黑人竞争、维护白人上层阶级经济利益的重要工具。历史学家曼宁·马拉贝儿（Manning Marable）在《资本主义如何使黑人美国欠发达》中指出，上世纪30年代之后，伴随着黑人大迁徙和有组织抗议私刑运动的开展，白人至上主义者更多地借助国家暴力而非私刑来延续黑人受剥削的状态。黑人成为这一时期警察国家和监狱国家的主要压迫对象。在马拉贝儿看来，针对黑人的国家暴力，虽然合法，在本质上与私刑无异，因此“‘法外私刑’为’合法私刑’所取代。”

上世纪中叶，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为维持愈发摇摇欲坠的种族隔离制度，白人至上主义者更加胆大地动用警察暴力来打压抗命。马丁·路德·金1963年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在表达平权梦想的同时，鞭挞了滥权的警察。“只要黑人依旧遭受警察暴力迫害，我们就不会满足。”然而，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后，警察暴力事件仍然频发不穷，再度证明美国黑人的自由理想不会成为现实。民权运动所推动的立法改革未能从根本上铲除种族歧视，遭受警察暴力依旧是黑人生活的常态。加利福尼亚州湾区的黑人激进团体黑豹党，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成立之初，就致力于终结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黑豹党视出没于黑人贫民区的警察为殖民者，认为警察暴力是美国种族资本主义制度自我维系的核心工具，强调美国黑人反抗警察暴力的斗争与第三世界去殖民化运动的相似性，并要求实现黑人社区的政治自决与经济自立。为压制黑豹党等激进组织和个人，美国政府进一步强化了警察及监狱国家。联邦调查局以及地方警察通过渗透、策反及窃取情报等方式，镇压各种反抗警察暴力执法、呼吁大规模改革的社会运动，严重削弱了美国黑人自由运动的力量。这一时期国家机器变本加厉的暴力打压，是美国民权运动走向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丁·路德·金1963年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轻罪经济”与警权扩张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种族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时代。简单来说，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主张放任市场调节，要求自由竞争以及自由贸易，并支持经济全球化。19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逻辑下，美国联邦政府逐渐减少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地方政府在财政上越来越依赖于金融机构、私有公司、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各类投资者。

顺应政府财政来源的转变，上世纪90年代，美国警察的主要职能已不再是打击违法犯罪，其执法活动在根本上说是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警察成为城市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为吸引有可支配收入的年轻中产阶级白人来居住或工作，不少城市将公开出现的贫穷定义为非法。在大部分美国城市，当街乞讨、坐在人行道上、睡在公共场所皆为犯罪行为。少数族裔人士、穷人等社会边缘群体因而成为国家机器施暴的主要对象。

进入本世纪，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于罚款带来的收入。由于美国全国范围内保守主义抬头，各级政府普遍不愿向富人或企业征税，执法机关承担起保障政府财政收入的职责。历史学家基昂卡-雅玛塔·泰勒（Keeanga Yamahtta Taylor）揭示出，在2014年麦克·布朗被杀并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罚款是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第二大来源。

将一系列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事件与美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的转型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殒命的黑人所犯的其实大多都是无足轻重的小罪——破坏公物、随地大小便、酒驾、兜售未纳税商品、乱穿马路等所谓“生活品质罪”（“quality of life”offences）由于有碍于地方政府吸引投资，频频成为警察打击的对象。例如，2016年在明尼苏达州死于白人警察枪下的费兰多·卡斯蒂尔（Philando Castile），生前曾因交通违章（驾驶未戴安全带、未开消音器、超速等）缴纳罚款52次，共计6588美元。最近掀起新一轮抗议警察暴力大规模示威游行的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也是警察惩治轻罪（弗洛伊德涉嫌使用一张20美元假钞）的结果。

作为种族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新自由主义在宣扬自由竞争、崇拜个人主义的同时，把各种红利专供给中上层白人，却将下层黑人定义为不自由、无法适应竞争环境、可以随意处置的他者。卡斯蒂尔、弗洛伊德等下层黑人，在种族歧视与阶级剥削两座大山的压迫下，依旧处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面临的“处置”是国家机器的暴力。

新冠肺炎肆虐背景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印度著名作家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近日发表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阿兰达蒂·罗伊谈印度：瘟疫照亮了社会的遮蔽之物》（思想市场翻译版）。尽管洛伊描述的更多是疫情开始时印度的情况，现在看来，她与兰斯顿·休斯一样，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则预言。与其说2020年春季开始的全球大流行扰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倒不如说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揭开了掩盖资本主义深刻矛盾的创可贴。危机时刻往往也是社会变革时刻。洛伊认为，肆虐的病毒或许为新的社会运动开启了一扇“大门”。

截至目前，美国已有超过60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患病死亡人数已超37万。目前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已接近4000万。新冠肺炎在美国的大流行及其导致的严重经济社会危机，不仅揭示出世界最强大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政治腐败、社会服务严重不足，而且再一次证明种族歧视依旧是致使美国社会分层的毒瘤。据CNN报道，尽管黑人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3.4%，因新冠肺炎死亡的美国黑人，却占死亡总人数的60%。上述种种制度性不平等在各群体民众心中激发的不满因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进一步激化，加入反抗警察暴力的示威队伍。

连续数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一再证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跨国、跨种族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力图建立跨越种族界限的联盟。尽管部分黑人对白人示威者仍抱有怀疑态度，越来越多的白人意识到自身的“白人性”优势，并利用这一特权反抗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游行演变为暴力冲突时，有的白人站在示威黑人与防暴警察之间，在保护黑人的同时，批判警察执法时对白人的优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饱受种族歧视与暴力的亚裔美国人也已向“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表达了支持，而且在游行的队伍中也有不少亚裔人士。此外，英国、德国、爱尔兰、巴勒斯坦等国举行的反抗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示威游行，说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并不受国界的限制。警察暴力执法激起极大民愤，把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族群联系在了一起。弗洛伊德之死不仅再度揭示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而且提醒世界各地民众暴力执法与制度性种族歧视是全球性问题，与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殖民主义、难民危机密切相关。

美国多地抗议示威警察执法失当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参与者越发将警察滥权的根源追溯到美国种族资本主义。他们以推动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大规模变革为目标，力图真正消除非裔美国人所受的多种不同但相互有重叠的压迫。

自2014年该运动走上街头至今，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以及普遍的制度性种族歧视，已进入民间话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黑人自由运动是美国工人运动的核心。根除警察滥权，意味着要解决制度性种族歧视。而由于在种族资本主义社会中，种族歧视与阶级剥削、性别与性向歧视等制度性不平等紧密交织，所以种族歧视的根本铲除，必然将消除美国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人士、下层白人、女性、性少数人士等边缘群体所受的多种不同但相互有重叠的压迫。换句话说，美国警察制度的改革必然要求种族资本主义的根本变革。因此“黑人的命也是命”对警察暴力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真正变革美国社会的潜力。

兰斯顿·休斯早在70年前就在短诗《哈莱姆》中，预测了现在仍在进行中的、为乔治·弗洛伊德寻求正义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警察暴力执法以及种族资本主义贯穿美国黑人历史的始终，黑人的自由之梦因此一再阻隔。“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根除警察暴力为口号呼吁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或许美国黑人的平权梦想不会再延宕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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